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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、苏东坡、欧阳修三人是什么关系
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都是北宋时期在政治上，文坛中很有影响的大家。
首先，尽管三人年龄相差较大(欧阳修比王安石大14岁，比苏轼大30岁；王安石比苏轼大16岁)，但曾有短时间的同朝为官经历。欧阳修、苏轼在为官初期，都是改革派的积极支持者。但后来，又都变成王安石“变法“的反对者。
在提倡诗文改新中，欧阳修是带头人，王安石、苏轼是积极的跟进者，是师承关系。至于王安石、苏轼的诗文名重一时，也与欧阳修的揄扬提拔是分不开的。
三苏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处于一个时期，这与时代背景有关系吗
谈起三苏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，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“唐宋古文八大家”，接着也会想起“古文运动”。由唐代文学家韩愈倡导的“古文运动”，在唐代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，只有倡导者韩愈，支持者柳宗元用自的创作实践取得了一定成就。
而真正对“古文运动”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却是北宋以三苏、欧阳修、玉安石、曾巩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家，是他们把“古文运动”发扬光大，深入人心，推向高峰。使韩愈提出的“文道合一”，“气盛言宜”，“务去陈言”，“文从字顺”的散文创作理论得以实现。在后人公认的“唐宋八大家”里，北宋就占了六家：苏轼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辙、曾巩。而这一时期没有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的作家群体还非常大。而且这些作家都集中在北宋中晚期。
这种文化的繁荣，还不单体现在古代散文上，在诗的创作上比唐代的规模更大，就拿李白、杜甫和苏轼相比，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，李白一生写诗九百多首，而苏轼一生写诗四千多首，不包括词。在词的创作上，更是没有任何朝代可以和北宋相比。以苏轼等文学家为代表的庞大群体，把词的创作推向了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高度。在理学上，二程、张载等理学家也有杰出成就。在书法、绘画上也都有杰出贡献。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，当然不是偶然的，它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。
一、北宋时期，从宋太祖到宋真宗这一时期，一百多年间，国家稳定，社会安宁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口大大超过了唐代，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繁荣，看看《清明上河图》就知道，北宋的京城汴京比唐代的京城长安，不知要繁华多少，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著名城市。有很多研究古代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的学者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得出结论：人们长期以来，说起古代的繁荣，就自然想起大唐盛世，其实不为人知的是，北宋的经济发展，比盛唐还要强。文人们自然都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。
二、宋代开国以后，实行“崇文抑武”政策，吸取了晚唐五代权臣武将割据篡权的教训，文臣治国成了宋代治国的基本国策。宋太祖曾言：“宰相需用读书人”。文臣治国，振兴教育，削弱军事将领的兵权，在宋代形成了风气。这从治国的角度看，对封疆守土是极为不利的，客观上也造成了在外敌入侵时无力抵抗，最终导致大宋灭亡，这个话题在此暂且不表。但对宋代文化的繁荣，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，影响深远。
三、北宋兴办官学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。北宋多次掀起兴办官学的创举，培养了大批人才。科举制度在北宋得到弘扬，比隋唐有了更大的发展。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比唐代大幅度增加，象“唐宋古文八大家”北宋的六位，苏轼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辙、曾巩都是进士，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。而在唐代，象李白、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不是进士。
四、北宋重视文人治国，这在历朝历代是少见的。较之盛唐，唐代就不那么重视文人。“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”。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。“少小虽非投笔吏，论功还欲请长缨”。看看这些唐代文人写的诗就能知道，在唐代要想步入士大夫的行列，那最好的途径就是立下战功。而北宋不同，北宋有了一大批文学家、哲学家、诗人、词人、科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进入仕途，成为政治家。象我们熟知的晏殊、欧阳修、范仲淹、梅尧臣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沈括等，都做过高官。这无形中就提高了文人的政治地位。宋代的官员薪酬又高，他们衣食无忧，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经济保障。
五、从北宋的文学环境看，三苏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能进入“唐宋古文八大家”，还有北宋文坛的特殊环境。这里面欧阳修是北宋文坛上的领袖，苏轼、苏辙、曾巩都是欧阳修的学生；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都是江西老乡。欧阳修带着一个有实力的文人群体，自然能够在北宋文坛上呼风唤雨，形成巨大影响，使他们倡导的新文体能够让天下文人效仿。欧阳修去世后，苏轼更是带着他的“苏门四学士”，“苏门后四学士”等一大批文人，并用他的创作实践，发扬并创新了“古文运动”的理念，把古代散文推向了一个美好的新天地。
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北宋的文坛取得了盛唐都难以相比的文学成就。“唐宋古文八大家”唐代只有两家，而北宋占有六家。唐代留给我们后人念念不忘的只有唐诗，北宋给我们留下的是诗、词、古代散文、理学、科学、书法、绘画等。这是规模空前的全面繁荣，北宋的文坛可谓是百花齐放，群星灿烂。北宋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奇迹。
王安石和司马光谁的历史贡献大
敢为人先，除弊布新，非王安石莫属。司马光著书立说也有其历史贡献。但就政治眼光，和谋略来说司马光无法与王安石比肩。无论历史上的变法和清朝的维新，以及现在的改革都是顺应发展潮流政治和行动上的调整，以便更适应前进的环境以增加国家的实力和民众福祉为目的。长期不变，必将使国家发展停滞，人民生活水平倒退。我们不能以改革过程中产生有弊病而去质疑坚持改革的人。
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三个人有什么关系
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这三个人都是北宋的名相，文化成就也很高，但这三人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能说三人都是进士出身，同朝为官过，不过范仲淹与他俩年龄差别很大，同朝为官时一个天上两个地下，王安石与司马光政治上是死对头，也没什么关系，既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科，斗了一辈子，基本上是王安石完败司马光。
范仲淹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成为后世典范。
范仲淹是1015年的进士，司马光是1038年的进士，王安石是1042年的进士，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，也就是副宰相，司马光正在老家丁忧，后来当了判官、主簿，而王安石在当知县，等于说范仲淹身居高位时，司马光和王安石还在底层打磨呢。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并列为中国史学巨著，称“史学两司马”。
范仲淹是1052年去世的，之前贬来贬去，去世前一年又调为知青州，当时的司马光虽然没有露头，但已有朝中大人物赏识，宰相庞籍推荐他当了馆阁校勘，相当于中央图书馆的官员，王安石也没露头，还在底层打磨，担任舒州通判，不过因勤政爱民，政绩卓佳获得举荐。
范仲淹和司马光的谥号是文正，最高级别的，但王安石的谥号只一个字“文”，后来的朱熹也是一个“文”，个人觉得这个意义非凡。
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其实私交不错，在两人往来的书中，比如《与王介甫书》、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可以看出两人志趣相投，但在朝堂上两人针锋相对，斗的不可开交，结果是王安石完败司马光，王安石变法时，司马光被贬到洛阳编书去了，这一编就是十几年，基本上暗淡无光。
王安石变法，由于最终失败，历史上对其评价负面居多，但他依然是永垂青史的人物。
成就的话，范仲淹最高只是参知政事，副宰相，司马光是左仆射，正宰相，不过时间很短，王安石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地位最高，范仲淹死后赠兵部尚书，封楚国公，谥号文正；司马光死后赠太师，封温国公，谥号文正；王安石死后赠太傅，配享神宗庙庭，谥号文，而王安石在活着的时候就封了荆国公，司空，所以王安石成就最高，司马光次之，范仲淹较二人差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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